2019年7月1日，上海开启了垃圾分类的时代，垃圾分类是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的有效出路。近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垃圾分类到北京了。垃圾分类回收最终创造的是一个“无废城市”，一个资源循环、永续利用的社会。目前，垃圾分类的热度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垃圾分类您了解多少呢？本期对话研究院的主题是《探究垃圾分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由启迪能源环境联合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峰主持。
本期嘉宾
刘建国：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张新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大家好，欢迎来到启迪能源环境联合研究院第六期<对话研究院>栏目，本期主题是探究垃圾分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是主持人刘峰。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新建先生，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
主持人：刘老师，全国垃圾分类在46个城市提出了试点，为何首先在上海进行强制实施？上海垃圾分类是否有代表性？
刘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在我国历来是引领时尚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精细化管理程度、后端处理设施方面均领先。综合多方面因素，上海作为示范城市推动垃圾分类的条件是相对成熟的，通过上海这个标杆和榜样来更好地带动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上海作为垃圾分类的代表性城市，积极探索分类经验，会给全国人民增添信心。在过去20多年垃圾分类的历程中，很多城市经验不足，往往都无疾而终。这次垃圾分类让条件更成熟的城市去担当重任，能更好为大家增添信心、全面推广。
主持人：刘老师，近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公布。文件称，个人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可能将面临200元的罚款，还可能影响个人信用。民众分类习惯和积极性到底该如何持续调动，这种强制实施推行的生活垃圾分类会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虎头蛇尾？
刘建国：垃圾分类要以法制为基础，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因为要明确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现代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需要公民正确履行，如若不然，就需要制度来约束和惩戒。不管是上海还是北京，所有城市的垃圾分类都应是立法先行，立法的核心就是要把个人与企业、政府在垃圾分类链条上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界定。过去垃圾分类是以鼓励为主，现在垃圾分类是全民参与的事业，是应当做的，如果履行责任不到位，就会受到一定的惩戒。从形成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来看，法制先行可避免“虎头蛇尾”的情况发生，必要的惩戒和约束是正当的方式方法。
主持人：张总，您好，据了解在46个试点城市中启迪环境做了十多个项目，并分别在杭州萧山、天津、上海等地成功做了示范，做出了自己的特色。请问，张总，启迪环境垃圾分类模式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张新建：我非常赞同刘老师的观点。中国的垃圾分类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大多数都是无疾而终。垃圾分类不仅仅是环保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社会治理问题，是一项全社会、全系统的工作，需要以立法为依据。启迪环境作为大型环保上市公司，在垃圾分类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同时也有一些困惑。启迪环境的“垃圾分类”是“环卫+垃圾分类”双结合，即在处理的过程中分拣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垃圾，将无用的进入终端处理，该模式率先在平度进行试点；其次做“两网融合”，即再生网和环卫网融合的探索，例如蚌埠模式。目前垃圾分类是从最难的方面入手，即分离易腐垃圾。在我国，有价值的垃圾已通过市场行为形成通道，只是未进行规范，如“破烂王”；不可回收垃圾中的低值、有价值的进入循环渠道；当易腐垃圾被有效分离后，将大大减少填埋场地下水污染，在生态及社会环境方面也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同时，还要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提高全民垃圾分类认知，坚定信心，做好此次垃圾分类。
主持人：由于饮食文化、气候特征等原因导致南北方的垃圾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比上海垃圾分类效果，刘老师对北京市的垃圾分类有什么预期？
刘建国：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有不同之处，但相同之处更多，两个城市均是人口密集型、经济发展水平高、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其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气候条件方面。上海推行全市强制垃圾分类先行一步，为北京垃圾分类提供了很好地借鉴，能够更好地汲取经验及发现问题，让北京垃圾分类推行起来更加稳妥、务实和高效，从而形成一个长效的机制。北京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和上海已发布的《垃圾治理条例》中很多地方的要求一致，所以首都人民要有足够的信心同样能够做好垃圾分类。
主持人：据介绍，上海对垃圾分类末端设施投入超过200亿。对于北京、上海这种特大级城市，强制垃圾分类力度大，投资也高，经济实力允许。那么对于二三线城市甚至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县城，该如何持续有效推进垃圾分类，对此，刘老师有什么好的指导建议？
刘建国：习总书记指出，垃圾分类要遵循以法制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五个原则。其中“因地制宜”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各个城市的垃圾分类不同。因为每个城市的经济实力、硬件设施、文化氛围、地区情况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上海垃圾分类模式，所以各个地区要深刻领会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政府支持力度和垃圾处理能力等因素，规划设计适合地区推行的垃圾分类系统，避免完全照搬上海垃圾分类模式。
张新建：刘老师的见解一语中的，因为一个城市垃圾分类成功与否，经济基础是一个条件，因地制宜也同样重要。比如，沈阳结合自身城市固废终端现状及气候特点，提出垃圾处理三分类，即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并没有分离湿垃圾，是因为其填埋场和电厂有足够的空间和容量来满足终端处置的要求，这样符合地域地的垃圾分类是实事求是的。对于学校、企业来讲，目前关键的是结合每个城市的特点，制定符合其发展的垃圾分类方案，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污染谁付费，切不能完全依托于政府支付来推进。垃圾分类要用经济杠杆来制约，促进全社会集中思考，共同解决垃圾分类问题。
主持人：张总，目前，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城市多数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企业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政府以分类结果来考核企业，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或者说未来企业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应该是一种什么角色？
张新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扶上马，送一程”，我认为政府补贴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在政府补贴的阶段找到一种商业方式，在今后不需要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好垃圾分类。启迪环境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探索，在与韩国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在每个社区内安装一个垃圾干化处理设施，将干化的物质进行集中处理，干化的电费由居民承担，这样有益于从垃圾产生端减少垃圾产生，同时也利于“节约型社会”的构建。探索垃圾分类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不断地适应客户、政府和国家的需求，垃圾分类是全民战争，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之力，坚定信心、共同发力。从启迪环境-杭州模式的经验来看，政府、街道、党员等多项数据分类经验成熟，从溯源到维护，在社会治理、街道管理方面就更具针对性，其分类率越来越高，通过重点突破、提升认知、全面调动来推行，从而带动全民素质的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
主持人：我们知道要推动分类，就要按“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形成系统。但是垃圾分类的发展稍晚于环卫一体化和垃圾终端处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对完善垃圾处理体系的城市，该如何梳理分类企业与环卫、终端处置企业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均衡因垃圾分类带来的利益再分配？
刘建国：垃圾分类其实是垃圾处理系统的重构和优化过程，不单单是解决前端的垃圾分开，而是从收集、分类、运输到处理的全链条处置。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不同处理阶段企业的互相协调，其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机制十分重要，这也涉及到政府垃圾分类中的部分制度，即全流程核算成本，重新分配各个环节的利益，从而达到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目标。利益重新分配的机制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环卫一体化，即企业把前端和后端的处理环节一体化，在满足政府分类考核指标的同时优化环卫一体化处理流程，建立更完整、更高效的垃圾分类产业链条；二是由多个企业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分别承担垃圾分类的不同阶段，打造企业通力合作的模式，优势互补、降本增效，实现多方共赢。垃圾分类不能过度地依赖市场化机制，要提升全民认知，让全民参与。居民应该承担垃圾分类责任，遵循“产生者负责，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居民和政府分担分类成本，企业平衡好各方利益，这样才是一个长久的机制。
张新建：启迪环境致力于打造“零碳无废城市”，目前正在建立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平台，追溯废弃物的由来及去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充分运用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更好地解决垃圾分类中的利益调整和分配问题。与刘老师探讨，这个事情是否应该由政府主导？
刘建国：这种情况确实是应由政府主导，即政府制定相关的成本核算、利益分配准则类的制度。如果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处置单位，则要根据政府的具体指标，分析企业主体责任和任务目标，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利益的调整和分配。
非常感谢刘老师和张总的精彩分享，感谢大家关注垃圾分类这个全民话题。让我们身体力行，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端正、提升和深化对实行垃圾分类的认识，共同为实现全面垃圾分类而努力。欢迎继续关注《对话研究院》栏目，我们下期再会！